虽然提到“新闻史”，大家第一反应是头疼，但是该背还得背。对于这科，小铎梳理了近三年100多所院校的真题，为大家整理出了这份
小报是一种以刊载新闻和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不定期的非官方报纸。它产生于北宋，流行于南宋，起初被称为“单状”。它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民间报纸，标志着民间办报的开端和封建官报大一统局面的终结。流行于社会上的小报并非出于一家之手，小报只是当时人对这种类型的报纸的一种习惯性称呼。
（1）没有固定的报头和名称；（2）它是邸报的一种补充，没有自己的言论；（3）发行人为进奏官、使臣或“书肆之家”，也有专门赖以为生的专门刺探消息者；（4）信息灵通，时效性较强，报官报所未报，也有虚假信息；（5）读者范围广，既有印刷，也有手抄；（6）由于触犯了统治者的议论朝廷之禁和新闻泄露之禁，所以屡遭查禁，但屡禁不止。
邸报是宋代开始出现的在政府中属部门统一管理下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负责邸报发布工作的机构是都进奏院，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是进奏官。
★★邸报具有以下特点：（1）是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一定制度，统一编发给各路州郡，向地方官员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2）完全从官文书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成为当时社会上传播朝廷政事的重要载体。邸报的内容主要包括皇帝的昭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军事情报、刑罚等活动。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邸报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是为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传播经主管部门核定允许传播的信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米怜为主编，署名博爱者。该刊以传教为宗旨，绝大部分内容是阐发基督教教义，其次是宣传伦理道德，再次是介绍各国情况和天文地理等知识。此外，它还发表诗歌、寓言以及“告帖”，看在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一条信息《月食》、最早的广告《告贴》以及最早的新闻图画《事痘娘娘悬人环运图》。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雕版印刷，中国书册式，每月一期，采用略带文言成分的白话文写作，语言风格生动平易，通俗易懂，创造了“孔孟加耶稣”的对华宣传模式。它1821年停刊，出版发行达七年之久，揭开了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第一页。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8月1日在中国广州创办的刊物，它的创办也标志着外国人在华办报从宗教报刊发展为政治报刊。该报的创办，旨在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征服中国人骄傲自大的排外心理，还为了维护外国人的在华利益。
★★其特点主要有：内容上，西方自然科学和先进的思想文化成为主要内容，宗教内容已退居其次；形式上，设有新闻专栏，每期刊出编译的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等，也有固定的言论栏目，主要回答贸易等现实问题，已经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宣传策略上，注意附会儒学，尽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曾刊载《新闻纸略论》，详细地向中国介绍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西方国家报纸的出版情形。
《万国公报》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销量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份由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其前身是1868年于上海出版的《中国教会新报》，由林乐知创办并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李提摩太等。1874年9月5日，该报自第301期起改为此名，仍为周刊。它的读者对象由基督教徒扩大为社会各界人士，内容也淡化宗教宣传，时事色彩强烈。它全录《京报》并报道全国新闻，此外还介绍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
1883年，出至750期时，因经济原因停刊；1889年，复刊，成为广学会机关报，在维新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07年5月30日，林乐知病逝后，《万国公报》于7月终刊。该报对维新变法起了推动作用，皇帝也经常阅读该报；但它反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希望中国的社会改革沿着西方列强所期望的道路发展。
《申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大报，是上海第二份中文商业报纸，创刊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以营利为首要目的，因而十分注重办报质量。由于在经营管理和内容等方面采取多种办法，创刊4个月，销数即增至3000份，挤垮了《上海新报》。
《申报》在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在他的主持下，《申报》逐渐发展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著名大报之一。“九· 一八” 、“ 一． 二八”后，报纸态度趋向激烈，反对，主张实行“”，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发表宋庆龄严厉批评的文章，登载有关人权保障同盟的报导；并出刊《自由谈》副刊，刊载民主自由言论，鲁迅、茅盾、陶行知、巴金等常在该报发表文章。1934年11月史量才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杀害后， 言论重趋保守。1937年7月，《申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15日，因日军检查新闻，自动停刊。抗战期间，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该报被接收， 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申报》前后历时78年，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近八十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
《循环日报》于1874年2月4日在香港创刊，是早期国入自办报刊中最出色的一份。在王韬的主持下，《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是我国近代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公开鼓吹变法的报纸之一。
在业务上，《循环日报》对我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首创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这种报纸，既有别于以传抄上谕、刊发奏章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古代报纸，又有别于以传播教义、刊载商情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外报，而是以“ 立言”为目的，利用报纸纵论中外形势，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提出建议，使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份政论报刊，《循环日报》还大胆改革文体，开创了报刊政论文体。王韬为《循环日报》撰写的政论，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富于感情，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报人有很大影响。王韬的政论文章，后汇编为《弢园文录外编》，被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
于右任主办的《神州日报》和＂竖三民”报在1907年后在上海相继问世。1909年5 月15日，于右任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自任社长，报名取“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意。革命色彩较《神州日报》时更为鲜明。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在上海法租界创办起《民吁日报》。该报只出版了48天就被查封。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创办起《民立报》。1911年7月，成为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机关报和联络机关。由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都是于右任创办，报名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又互相衔接，史称＂竖三民” 。
《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1947年3月27日停刊。它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中央机关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革命报纸。《解放日报》的第一任社长是博古，历任总编是杨松、陆定一、余光生。1942年的整风改革后，《解放日报》的工作有了显著改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春天起，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解放日报》走在新闻界整风改革的前列。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中央的指导下实行改版。这一天，《解放日报》登载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同时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社论论述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的原则，并依照这些原则检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拉开了整风改革的序幕。
改版前，《解放日报》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严重脱离了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实际，脱离了党的工作中心，是党八股的一种表现。改版后该报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放在首位，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在加强党性、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解放日报》把整风运动作为一个宣传中心来抓，进行了集中突出的宣传，发表了大量指导整风运动的文章和社论，同时还办专刊、辟专栏， 宣传形式多样，有广度也有深度。
《解放日报》改版后注重社论质量，量力而行，大大提高了社论的质量和影响力。
在整风改革中，《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关千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思想、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观的区别、以及文风等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础。
改版前，《解放日报》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党性不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改版后，面貌大变，集中表现在：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宣传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全党办报，在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宣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批判“ 无冕之王“观点。反映群众生活，报道劳动模范先进事迹，加强通讯员工作、依靠群众办报。
提出了新闻的实质和本源，党报、党的新闻工作者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党的教科书；确立“全党办报”的方针；发扬党报的优良作风。
《解放日报》的改革不仅成效卓著，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由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该刊的宣传策略是，以思想启蒙为要务，＂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新青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陈独秀主撰阶段(1915年9月至1917年12月），它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舆论中心；②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阶段(1918年1月至1920年5月），它由民主主义刊物逐渐向社会主义刊物过渡；③中国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年9月至1922年7月），它已经发展成为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和党成立之后的理论刊物，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青年》的创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筹办。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任总主笔。1898年8月因易名而终止。
《时务报》为旬刊，所刊内容有论说、谕旨、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该报的宗旨是宣传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深受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欢迎，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份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政论，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 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 赢得了要求变革的爱国臣民的支持和称许，成为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报刊，发行量最高达到1. 7万份。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和现代著名日报，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现在仍在香港继续出版。该报1902年6月创办于天津，时政性日报，由英敛之主持。该报的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02年至1916年，由英敛之主持，是一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以敢言、严肃、非牟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报纸。第二阶段，自1916年至1926年，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第三阶段，1926年至1949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创办的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第四阶段，自1949年至今，成为领导下的人民报纸。
《向导》周报是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时事政治评论性的周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1927年5月迁至武汉，7月停刊，共出版201期。蔡和森、彭遴志、瞿秋白先后担任主编，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赵世炎等是其主要撰稿人。《向导》周报集中宣传党的“ 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向导》周报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宣传工具进行了激烈的舆论斗争。国内读者赞扬它是“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向导》周报不仅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现代中国报刊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民日报》是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于1949年6月1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创刊，初为华北局机关报，1949年8月1日改为中国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建国后，《人民日报》迅即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报纸，并向国外发行。该报最初日出对开6版（有时8版），1951年起改出对开4版，1956年改版后扩充为8版。自1955 年1 月起，该报先后在上海、武汉、西安等地出版航空版。《人民日报》的主要内容是：报道评论国内外重要时事和重要思想、政策问题；介绍全国各地及首都的情况与中心工作，交流经验，开展各种思想与工作问题的讨论；刊登文艺作品和介绍文艺工作经验；发表读者来信问答。
①1956年4月后，《人民日报》掀起一场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运动，其改版社论《致读者》阐述了改版的目的、意见与重点，提出具体的改版要求：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自此，《人民日报》的篇幅由对开4版改为对开8版。
《人民日报》改版之后，新闻报道数量大增，经济建设新闻占了50%，题材变得广泛，更加关心和贴近读者的生活。言论明显改进，还创办了文学性副刊，认真编发群众来信，新闻照片的使用也更加灵活。
②为了推广《人民日报》改革的措施与经验，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人民日报》的改版报告。中央和各地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也都先后进行改革，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
新华通讯社以建设世界性通讯社为目标，在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改进国内通讯社工作、加强国外分社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改革。
以1956年7、8月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为标志，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广播工作改革全面展开，通过改进新闻报道，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开办文体、知识等各类节目，广播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
《新民报》等非党报也积极参与了改革，提出了不少新观念，推出了不少新举措，特别是重视新闻报道贴近读者、接近生活。在新闻工作改革中，研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空气也变得浓厚。
增加新闻报道的数量，广播工作中增加新闻节目的次数和容量，拓宽新闻报道的题材，提倡报道社会生活中的新闻，关心和贴近读者的生活，不应仅只反映政策顺利执行的情况，而且要反映政策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和偏差，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偏差的情况。
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也应该进行适当有益的讨论。促进“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实施，特别是纠正广播不得开展批评的错误观念。
文字新闻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同时提倡新闻、言论、图片有机组合， 创新报道形式，如组合式新闻等。对广播工作而言，要努力办好各类节目，并力求丰富多彩。
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开辟了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这次改革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认识到对于苏联新闻工作经验要有分析地加以借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对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也可以批判地接受其中有用的成分。
广大新闻工作者明确了要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总结继承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使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内容与中国民族形式相结合。
这次改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读者对报纸改革的欢迎与支持，带来了报纸发行量、特别是自费订阅部分的大幅度增加。
这次改革也有偏颇之处。在反对教条主义思想时，有的人又走向另一极端，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必然性和受益的方面。在对待旧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问题上，有些人主张不加分析地学习与继承。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我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1934年10月3日出版第240期后，随红军长征暂告停刊，史称这一时期该报为《红色中华》瑞金版。《红色中华》创刊后，配合当时党政中心工作，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报道，进行生动有力的战争动员，引导群众为完成中国和苏维埃政府的每一项中心任务而努力。瑞金版发行量初期为数千份，后来超过10000份，最多时达40000份。
1936年，《红色中华》在陕北瓦窑堡复刊，限于物质条件改为油印。1936年12 月“西安事变”后，根据中央决定，于1937年1月改名《新中华报》。
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和报刊活动家，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1867年，王韬旅英三年，两度访法，加深对西学与西方时政的了解，并于1869年参与《六合丛谈》的编撰；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主持笔政十年，撰写大量评论。他评论中外时事政治，鼓吹强中攘外，变法自强，成为中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其政论文体不拘一格，有所创新，后形成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报人影响极大。1883年，王韬将其部分政论汇编为《弢园文录外编》，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王韬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
（1）办报的目的与意义：借日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2）报纸的功能与作用：报纸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
（3）新闻自由：他最早在国内提出了的要求，呼吁朝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纸，允许报纸“指陈时事，无所忌讳”，“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
（5）报纸编辑人员的条件：应该是知识广博的“通材”，报纸的主笔“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他们应该品德高尚、持论公平，不得挟私讦人，自快其忿。
戈公振，既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1913年入上海《时报》工作；1920年创办《图画时报》；1925至1931年间，曾先后兼任上海民国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新闻学教授；1928年应史量才邀请任《申报》总经理助理，负责为革新报纸业务和改进管理制度作调查研究。他的专著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从东北到庶联》等，还有译作及多篇论文。其中，他的《中国报学史》影响最为深远，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该书史料详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
徐宝璜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学家。1912年，徐宝璜赴美留学，学习经济和新闻学；1916年，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北京《晨报》编辑；1918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徐宝璜任该会副会长并兼任专项导师。他讲授新闻学概论基本知识，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他为学会讲课写的讲义《新闻学》是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蔡元培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1920年起，他先后在北京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6月，徐宝璜在北平病逝。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杰出记者，戈公振称之为“报界之奇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政治记者，重采访，讲求真实客观，拉开了新闻本位时代的序幕。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
4.通俗自然，不拘一格。在新闻思想方面，他最著名的是四能说，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他本人正是模范。他死后，其友人将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远生遗著》，是中国第一部通讯集。
（4）所谓能写，就是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风度。黄远生本人正是实践这四能的模范，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很短，但却能够能为名记者。该理论对新闻记者提出相当高的要求和标准，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邵飘萍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记者，以善于采访著称，被称为“新闻界的全才”。他既办报又办通讯社，既精通新闻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既从事新闻实践又从事新闻教育，并在这些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1912年，邵飘萍协助创办《汉民日报》，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报人生涯；1916年，日本留学后回国，受聘于上海《时报》、《申报》，主要撰写时评；为了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改变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他于1916年8月创办新闻编译社，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1918年10月，他又在北京独立创办大型日报《京报》，自任社长并兼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师。根据他讲授的新闻学课程的讲义整理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学专著之一；1926年，邵飘萍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杀害；1949年4月，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派政治思想家、政论家。他的活动绝大部分都与办报活动有着密切联系。1895年，他主编《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进入报界，初露锋芒。《中外纪闻》停刊后，它南下，任《时务报》主笔，鼓吹变法，名噪一时。戊戌政变后，逃亡海外，于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大力介绍西方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其所创文体受各界追捧，被誉为“舆论界的骄子”，其一生著作合编为《饮冰室文集》。
（4）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敌”、“舆论之仆”和“造舆论”的必要性；
（5）最早提出党报原则。其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推动了当时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在当时报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维新派新闻思想中最为典型，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新闻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前两个时期的思想可以视作改良派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典范。
其思想主要集中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他把报刊比作耳目喉舌，指出其功能是“去塞求通”。所谓“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两个方面。还提出了四条要求：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其早期的办报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学习借鉴西方，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国热情。
康梁等人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梁启超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1）报纸的功能——“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两大天职。（2）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即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3）健全舆论的主张——报刊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常识、真诚、直道、节制和公心。（4）提出办报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和煽动。（5）同时，对具体的新闻业务提出建议——如在论说的写作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在新闻的采集和写作上，做到“博、速、确、直、正。”
梁启超政治上更为成熟，新闻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转而提倡“言论的社会责任”，显示其新闻思想为社会甚至政府服务的倾向。但相比前期，缺乏系统性。
邹韬奋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及出版家，是不可多得的全才。他一生创“六报一刊”，1926 年 10 月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开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到数百万字，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全国拥有 56 处总分支店，对中国进步新闻文化事业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于他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
读者赞美它们是“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邹韬奋 1944 年病逝，题词写挽联“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对“韬奋精神”的精辟诠释。
★★韬奋精神：邹韬奋1944年病逝，题词写挽联“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是对“韬奋精神”的精辟诠释。以他命名的韬奋新闻奖是为了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邹韬奋同志真诚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思想作风而设立的。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范长江 1933 年起为北平《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撰稿。1935 年 7 月，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公里，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和西北状况，引起轰动，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这些通讯后来编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史量才是我国进步的民族资本家、近代著名新闻事业家，中国杰出报业巨子。早年曾任《时报》主笔；1912年接手《申报》后，苦心经营，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使《申报》成为国内著名大报，但政治上趋于保守。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爱国热情高涨，政治态度转变，主张抗日和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
（1）言论态度鲜明，加强政治时事评论；（2）改革副刊《自由谈》，把它办成具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园地，推动杂文发展；（3）主持开展社会文化服务事业，团结培养大批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等。
在史量才的带领下，《申报》政治立场鲜明，遭到了的嫉恨，1934年，史量才被蒋介石下令暗杀。
成舍我是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报人、新闻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24年，创办第一份报纸《世界晚报》。因为成舍我的报刊立场公正不阿、言论公正，加上消息灵通正确，不畏强权暴力，完全做到民众喉舌之功能，所以民众都非常喜爱和支持，报纸销路极佳；1925年，先后出版《世界画报》和《世界时报》，对外总称“世界报系”；1927年，先后创办《民生报》和《立报》，创我国有史以来日报销售的最高纪录，最终创下资产达数亿美元的成氏“新闻帝国”，被誉为民国时期四大报人之一。除了办报之外，成舍我也十分重视发展新闻教育事业，曾先后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和世界新闻职业学校。
（1）坚持“小报大办”的原则；（2）重视副刊；（3）讲求经营策略，注重经营管理；（4）主张办报要不断开拓创新，提倡创新精神。尽管成舍我办报也有局限和过失之处，但其办报经验不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对繁荣中国报刊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邓拓1937年起进入革命根据地，从事党的报刊工作并长期担任主要的负责人。1949年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亲自主持了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1958年他改任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负责主编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并为《北京晚报》开辟《燕山夜话》专栏，撰写知识性杂文，深受读者喜爱。他所写的新闻理论的文章，主要收集在《邓拓文集》第1卷，约有15篇。
（1）最重视的是报纸的社论工作。（2）重视报纸的理论宣传，强调理论宣传要从实际出发。（3）对办报的任务与目的有着独特的见解。（4）十分重视改进新闻报道，认为报纸上的长篇大论不是新闻，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新闻也必须改革。
民国著名报人，1911 年任《民立报》编辑，后来为孙中山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926 年和吴鼎昌、胡政之一起接办《大公报》并担任主笔，提出“四不方针”，即“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四不方针后文具体叙述），将《大公报》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他本人的名气也日渐变大。张季鸾既有中国士人的流风余韵，又有现代报人的广博知识，所作评论文章，注意时效性，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追求预见性，洞悉时局与时态的本质及趋势；注重逻辑性，文章结构严谨，政论缜密；走向通俗性，用平实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标榜公正性，在“客观”和“敢言”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他关心时政、热心西学，参加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变法自强的杰出代表。他主张变革以御外侮，办学校以教育人才。郑观应的新闻思想主要见于其专著《盛世危言》的《日报》等文章中。他于1893年刊行的著作《盛世危言》影响很大，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革的方案。郑观应的主要新闻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民报》创刊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和改良派报刊之间已经有过一些小规模的笔战。1901年8月，《国民报》发表章太炎撰写的《正仇满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射向改良派的第一箭。1902年，改良派在广州出版的《岭海报》发表文章攻击革命派策划的广州起义，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立即撰文予以批驳，这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报刊第一次对阵交锋，双方笔战逾月。1903年后，两派报刊的论战日趋频繁。1903年12月和翌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派》两篇文章，亲自发起对当地改良派机关报《新中国报》的笔战。1904年，《中国日报》同《商报》在香港展开论战。但是，这些论战还只是零星的、分散的，还没有从政治上、理论上进行系统的辩驳和清算。
(2) 《民报》创刊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担负着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即清除改良派的思想影响，扫除革命发展的障碍，扩大革命阵营。因此，《民报》一创刊，就以“主帅＂的身份，率先同最有影响的改良派报刊《新民丛报》展开论战。在《民报》创刊号上，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和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三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君主立宪的主张。对此，《新民丛报》立即起而应战。1906年春，《新民丛报》将其旨在反对民主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论》等文章汇编成《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接着，《民报》开始把论战的矛头直指《新民丛报》。同年4月，《民报》第3期以《号外》的形式公布了胡汉民撰写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重大分歧问题归纳为12条，宣称“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两报之间的大论战由此全面展开。
苏报案是中国近代著名报案，是清政府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的一次。1903年，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上海《苏报》主笔，增设“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和大造革命舆论，并大力宣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的《康有为与觉罗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其名，成为清政府对其进行的口实。同年6月30日，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拘捕了章太炎，邹容自动投案，后《苏报》也遭查封。
7月30日，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等为被告的特殊审讯开始。经多次开庭，1904年租界当局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苏报》永远停刊。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和新闻史上著名的“苏报案”。经过各报的广泛报道，极大地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大江报》是武汉地区颇有影响力的革命报纸，是文学社的机关报。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引起清廷注意。7月26日，该报又发表黄侃所撰写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力倡“无规则打乱”，公然号召革命。文章引起湖北当局震恐，詹大悲和副总编辑何海鸣因此被捕，报馆被封。此事件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当局慑于民情，对詹等人只好从轻发落。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大江报案”是清政府迫害报人，压制舆论的专制统治的又一典型事例。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新闻界的深度报道令袁世凯当局颇为不满。袁世凯当局对反对派的报刊开始进行清理，迫害新闻界，捣毁、查封报馆，逮捕、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借军事胜利对系统的报刊以及其他异己报刊大肆摧残。至1913年年底，全国陆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300多家，报刊减少至三分之一，大批报人被捕被害。该年也被认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闻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年。
“拒捡运动”是指国统区新闻界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一场斗争。1945年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延安归来》出版后，进步人士起草了重庆杂志界“拒检声明”，于8月17日正式声明《东方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等16家杂志社将不再送检，得到了重庆文化界的支持和响应。在支持下，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了笔的解放而斗争》。9月，重庆出版界发展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当局被迫宣布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拒检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新生》事件是指1935年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闲话皇帝》一文，由于其中一段文字涉及日本天皇有“不敬之辞”，而引起的中日外交纠纷、当局对《新生》相关人员的惩处事件。《新生》周刊于1934年创刊，杜重远主编。该刊坚持《生活》的立场，在内容和形式上继承了被查封的《生活》，继续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卖国投降政策，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当局的忌恨。于是1935年日本驻沪总领事借口《新生》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当局禁止《新生》发行，惩办主编及文章作者。当局即开庭审判，判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并查封了《新生》周刊。随后，上海各界群众成立“新生事件后援会”，全国民众抗日救亡高潮进一步兴起，这就是著名的“新生事件”。
反“客里空”运动是指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新闻界为反对新闻失实而发起的一场维护新闻真实性的运动。“客里空”是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一个战地特派记者。此人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虚假新闻的代名词。在土改初期，新闻界失实报道时有发生，对土改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1947 年《晋绥日报》与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率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促进了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对于坚持和发扬新闻工作实事求是的传统，维护新闻真实性，密切新闻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线月，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左”、右两条路线的斗争做了全面的总结，并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用的战斗风格。”
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功夫研究这些材料。”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线 年秋，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新闻工作者面临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政治、思想、业务和干部队伍方面做好准备，迎接全国革命胜利后新闻事业的发展。10月2日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指出：“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群众也是依靠你们的，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4日成立，它的成立是中国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开端。该研究会是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 专门研究包括新闻的范围、选题、采访、编辑、通讯方法以及报社和通讯社的组织等内容的机构。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琐任副会长，徐宝瑛和《京报》社长邵飘萍是专任导师。该研究会出版的《新闻周刊》为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刊物，徐宝琐任编辑主任。北大新闻研究会的创建同时也是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优秀人才。
五四以前，我国报纸副刊多是休闲性的读物，格调不高，有的还充斥低级趣味的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重视副刊成为报界的普遍现象，有的报纸副刊比正刊更出名，报纸副刊革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上海的《时事新报》最先对副刊进行改革。1918年3月4日，该报创办起《学灯》副刊，初为周刊，因大受读者欢迎而不断扩版，由周二刊、三日刊最后千1919年12 月改出日刊，由不足一版扩为两版， 1922年改出4开4版。《学灯》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的学术文化，也曾刊登过讨论社会主义的征文，李大钊、陈望道的文章和郭沫若早期的诗作，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初由张东称主编，后继者有俞松华、宗白华等。后来该刊向右转，脱离了进步文化的潮流。
北京《晨报》具有副刊性质的第7版，自1919年2月7日起，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改革，主要是增加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讨论》和《马克思研究》等栏目，刷新了原有的《译丛》等栏，使《晨报》第7版变成为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新园地。其中，《马克思研究》专栏从1919年5月5日至11月坚持了半年之久，还出版了1919年《劳动节纪念》专号。1921年10月2日起，《晨报》第7版改成4开4版的单张出版，刊名《晨报副镌》，每日一张，每月合订一册，由孙伏园主编。鲁迅积极撰稿支持，将《阿Q正传》付该刊连载。这一副刊在思想文艺界有着广泛影响，为发展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1919年6月6日起，上海的《民国日报》取消了格调不高的《国民闲话》和《民国小说》两个副刊，另办《觉悟》副刊，由邵力子主编，大力宣扬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并开始介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5月20日起改出8开4页单张随报附送，后每月汇成一册，单独发行。1920年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它的成员邵力子、陈望道等继续主持《觉悟》的编撰，使这个副刊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阵地。1925年12月，《民国日报》被掌握后，《觉悟》也失去了进步作用。
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的《京报》副刊，继承了副刊革新的传统，它同《晨报》副刊、《学灯》、《觉悟》一起，被称为五四前后的“四大副刊＂ 。该刊由孙伏园主编，鲁迅是它的经常撰稿人。1926年4月因邵飘萍被捕杀、《京报》被封闭而停刊，共出版477 期。
这四大著名副刊各有特点，但都具有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的进步性质。“五四”时期副刊的改革为办好我国报纸的副刊提供了有益经验，意义深远。
“四不”方针是指《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1926年，由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一文，提出了“ 四不”方针：
“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
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
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
指不“随声附和＂、不”评坻激烈，昧于事实”，以此形成它的特色。“四不“方针体现该报追求的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
“洋旗报”“洋旗报”是指以外商名义出版的中文报纸，它可以不受日伪的新闻检查。中国等各派政治力量以及民间爱国人士利用沦陷区大城市中租界的特殊条件，利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和日寇之间的矛盾，打着“英商”、“美商”的招牌在租界内复刊或创刊＂洋旗报＂，或聘请外国人担任发行人，或在外国注册，以逃避日寇的新闻检查，报道抗战实况，宣传爱国主张。至1938年冬，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这类＂洋旗报“达十六七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每日译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
《燕山夜线日在副刊《五色土》上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由著名报人邓拓执笔，每周二、四刊登两次，署名马南郫。到1962 年9 月2 日结束时，共发表杂文152篇。这个专栏题材十分广泛，作者旁征博引，议论横生，将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 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赢得了群众的喜爱，不久结集成书出版，当时共计印行30万册之多，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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